人性之与法性的和解与和谐叩问
—評向陽長篇影視小説《最後追訴》的獨創性
文/馮楚
文学对法制文化的思想干预也从未离场。“知更鸟” 的原文本就是哈珀·李的同名长篇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及其《卡拉马佐夫兄弟》塑造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与被谋杀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老卡拉马佐夫同三个儿子之间的尖锐冲突并导致的弑父惨案，更是深刻揭示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法性与人性不可调和的矛盾悲剧，阐释了情欲、信仰、理 性与自由意志，道德与法律间角斗的社会根源，并引发了时代的集体思考与震颤。
中国文学对于嵌入案件 中的人性冲突进行深度刻画的类型作品不乏其例，但深度挖掘涉案人内核多元化人 性尤其是人性之与法性的冲突，案件的偶然性与罪行的必然性的社会根源矛盾，法制的惩处机制与救赎机制之間的對銜，施害者與被害者的倫理權益之對抗及妥協的社會利益平衡，從法性和人性探尋案與罪，人與法的和諧出路，叩問法律的本心與本旨，此類作品却鮮不多見，而向陽獨創的長篇影視小説《最後追訴》似乎在給出一條文學探索者的路徑。故事的外層是一部關乎當代法治現實的人性救贖的故事，但故事的内核却鋪設着人性與法性劇烈的銜突。小説因循推理文學邏輯與詩意語言模塊，以電影蒙太奇的結構推進情節，在視界造境和語言藝術的雙層演繹中，構建出獨特的詩性語系和視覺鏡像之雙重符號銜擊，整個場景充斥着現實社會矛盾與理想法制境界的氣象、氣味、氣勢、氣息、氣場，一種扣人心弦的情節代入感令閱讀者的在場情緒與參與欲望不由自主地進入“沉浸式”閉合體驗。
《最后追诉》故事情节结构分为十章，第一章：凄风苦雨；第二章：连环横祸；第三章：血疑探密；第四章：呼叫人性；第五章：救赎之旅；第六章：决意追诉；第七章：进退两难；第八章：以法博弈；第九章：善恶之争；第十章为尾声。故事很短，却是一连串主题的欲罢还休的延续。在结构布局和叙事形式上，似乎保留了明清章回体小说的传统，以便于汉语大众的阅读习惯，但实际上是现代影视文学不折不扣的创新呈现。在双重线索的平移中，交织跌宕起伏的翻转桥段。故事层次以时间空间的顺叙演绎为纵线，以人物的行动递进配以对话和心理独白为横线，以横纵并线完成三个家庭三对夫妻（江纾媛和刘敏捷，魏雅思和宋清平，韩雯和章则）情感与法律冲突叙事并以时空和心理事件及其矛盾凸显主题。
小说以一场意外的车祸关联所有的冲突主角，大胆地实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人物事件结构写作模式。
下岗女工江纾媛开着电动车，载着自己十五岁的女儿刘煜，去参加闺密、电视台当红花旦魏雅思和律师宋 青平的订婚礼宴，途中的大雨，勾起了她在十五年前的雨夜，新婚洞房之时因处女膜与丈夫刘敏捷发生争吵而离家出走并遭遇不幸的回忆，在神思恍惚中，她的车被一辆闯红灯的豪车撞翻，肇事者韩咏春，是她丈夫刘敏捷所在公司中新集团董事长章则的司机，韩咏春因为是章则妻子—中新集团创始人韩国力女儿韩雯的远房亲戚，而且是韩雯专门安排暗地监视上门女婿章则的，所以养成了飞扬跋扈的性格，再加上他是急着去机场接章则，因此在肇事后逃逸。刘煜却因此受伤大出血，江纾媛放弃参加魏雅思 的订婚宴，在驱车送刘煜去医院时，车被堵在路上。并不知道韩咏春肇事的章则，在乘韩咏春的车回城时正好经过路堵处，无意间帮江纾媛疏通道路。刘敏捷接到江纾媛电话前往医院，却被中新集团的主管以耽误章则的会议为由，予以除名。一起车祸，一个开场将小说中所有主体人物和盘牵出，并埋下小说整体矛盾推进的引线，同时关联事件的核心主体——十五年前江舒媛和劉敏捷與章、韓家的前史孽緣以及十五年後的命運博弈。整個結構精妙合理，開闖有序，線條交集，引人入勝，懸念疊加，邏輯嚴謹，充斥着強烈的影視畵面動感與情節節奏。最巧妙的結構是，幾乎所有被關聯的人物並無直接對撞，被一場並無詩意的夜雨隔離，卻令閱讀者充滿探秘彼此未知命運交集的強大磁場。爲後續人物命運戲劇性的升級，内心沖突博弈，矛盾的急切對撞，情理法，人性與法性的對抗預設了巨大的出口。這是罕見的影視文學敘事技術體現，即以點帶面的橋段張力性呈現。
由於這種獨具匠心的出口設計，爲人物個體的性格内鬥、人物彼此的性情格鬥、人物社會的屬性搏鬥搭建了避刃自如、淋漓 盡致的通道。尤其是爲一個開放性結局的社會結構悲劇創建了情理與法理的邏輯可行性。
所有擅長悲劇題材作品的寫作者必須具備駕駛人性悲劇敘事的能力，悲劇的文學功能是深刻揭示無可奈何的命運遭遇與義無反顧的命運反抗的個體性與社會性之間不可調和的場景矛盾並以 其哀其不幸的文學典型警醒世人改良。響陽在《最後追訴》建構 的矛盾與沖突體系是法律慣性與通俗人性之間的無奈與抗力。他在規劃的小說現實中擬定了衆多的規則慣性，尤其是法律慣性與 通俗規矩之於通俗人性之間的對沖場域，有的爲主設場景，有的爲副設場景。互爲整體地映現了當下社會生活的真實現實，其交織起來的社會規則網，凸顯了當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態和特征：城市化的及市民階層的日常生活秩序，應試教育的後遺瘤，網絡社會的文化損益，醫院的非福利制式給予的不適感，民營企業的家族化傳承優劣，基於性忠誠模型的婚姻家庭維護的脆弱，金錢資本對運行秩序的沖擊，尤其是小說主旨表達的法理與倫理、權力與利益、忠誠與背叛、慣性與破格博弈下的控制與突圍，諸如此類的敘事，合成爲現代生活的人性與人性之間、人性和法性的對抗悲劇。比如，在副設場景中，醫院的規則和醫生的操守對抗，江舒媛將女兒送至醫院搶救，卻遭遇醫院“鐵的規矩”，因爲醫療費不足，被護士拖延治療。原本熱情的護士面對江舒媛的眼淚近乎嗤之以鼻：“醫院不是慈善機構，我們每天都可以遇到你這種眼淚。”但作爲仁心醫者的姚嬌卻以天使的語言令江舒媛感受到這間“白得如冰般冷酷的房間裹洋溢着火爐的紅色溫暖的人性”，“是命大還是錢大，醫院不是慈善機構，但是救命的機構”。響陽借助小說輔線人物的叩問，爲醫院的不適性鐵律給出破則的方式。再如，平行男主章則在命運上升的螺旋之中與家族企業的鐵律的矛盾與適應，中新集團的文化慣性與老板的管理理念始終處於不可調和的對沖之中，老板韓國力認定：“在一個企業裹老板如果聽不到職工的異議，這不是權威而是危險”“一個不允許試錯、犯錯、糾錯的人是霸權主義者，對於企業而言，一個被霸權主導的機制將成爲摧毀企業的終極破壞力”。而中新集團的全員慣性則呈現逆響，服從老板的絕對權威。新晉入職的章則卻打破了常規。章則認爲：“一個公司如果全員都習慣於將決策權一股腦兒扔給老板，這種企業文化實際上是在挖坑，以無限畏上阻断了企業的基礎防火墙系統。”所以章則做了一個忏逆中新集團上下對話機制的吃螃蟹的男人，這爲章則的自屬人性與社會慣性沖突的出路奠立了路基。進入中新集團及韓氏家族核心的章則一直在這種平衡中試圖解決沖擊，這也爲整個小說設計的悲劇引入火線：家族公主韓雯堅持上門女婿的一切都是韓家的附屬物，包含孩子的姓氏，而章則則以傳統的文化習俗和男人的固有慣性權利與之對抗，堅持孩子附屬“男性”這本是天經地義的規矩。這種不可達成和解的劇烈性對抗，導致章則在宴爾新婚之夜被勒令出走。
章則與韓家有關文化慣性的對抗悲劇同樣在平行男主劉敏捷與妻子江舒媛的對抗中復制。這並非小說敘事獨創的矛盾情節，而是整個社會運行的矛盾表現典型。劉敏捷與江舒媛在新婚之夜基於初夜權和處女情結的堅守與破除的爭吵，也是所有男權與女權的文化習俗的千年之鬥，在劉敏捷的價值觀裹， “處 女膜雖然薄，卻是女孩成爲女人的價值厚度，這也是很多男人最在意的榮譽”。而原本骨子裹與劉敏捷的意識非常契合並爲丈夫完整保留着初夜權的江舒媛面 對劉敏捷的質疑，卻表現出故意的反擊：“這都什麽年代了？放眼望去，當下還有多少女人能夠在新婚之夜把自己物理上的第一次獻給與他舉行婚禮的男人？女人的第一次都是相對的，女人這一輩子能夠讓這種相對性的第一次一直延續到給她相對的第一個男人，這就是現實的貞操。如果以你這種脫離時代的處女觀去衡量新婚妻子的貞操觀和道德觀，恐怕你這一輩子都要打光棍！”江舒媛斥責，在新婚之夜以處女膜去質疑女人道德的男人都是混賬！拿女人的處女膜說事就是男權思想的封建遺珠，男人沒有資格更無理由用處女膜綁架女人的道德！江舒媛的人生悲劇的表層是所有中國式家庭的夫妻結構性生活理念沖突所致，但悲劇的核心内因則是整個社會倫理道德秩序的結構對抗。
作者在小說中平推的大量生活現象中的文化慣性矛盾，是爲整個悲劇敘事的主題即規則文化倫理的復雜沖突服務的，同時爲道德倫理法律秩序框架内人性之於法性的博弈悲劇服務。小說將人物及其悲劇安置在一個資本圈、法律圈、貧民圈所代表的三大層級的文化生態環境中，提煉出典型人物中的人性特質，在愛恨情仇的法則體系裹，尋找人性與法性的平衡點，尋找不同圈層的公平利益的妥協與輸贏，但最後的結局卻不知所以。但完全可以感覺，這並非作者無力求解而是基於内容特定而無法破題。這是作者本身的命題悲劇。也或者說，這是作者寫作的技術處理，姑且稱之爲悲劇敘事的新駕駛，是一種刻意而爲之的沖突信號。作者在小說中借助不同對立的人物人格的心理運動和語言運動，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如“周伯通”般自我搏擊，從而引發關於法性與人性沖突的和解與叩問的深度聯想，如平民出身、有着現代知性認知的女工江舒媛所表現的忠誠的性認知與被迫的性悲劇的沖突；身爲電腦工程師、具有芯片般細致性格的理工男劉敏捷，骨子裹的天然善性修行與雄性尊嚴賦予的爭鬥復仇的沖突；出自寒門卻臍身豪門，性格規範嚴謹的章則，養成的教徒戒律與偶一部小說創作的完整性，呈現着生活本質的生態生成，也是人的現象世界附於人類語言表達的本質思考，跳動和閃爍着生命思想的光芒。小說表現的雖是現實世界的表象，但其内在的思想卻是世界本質的抽象。小說的主題思想，也是一部小說的靈魂，沒有思想融入其中的情感敘事，終究會使小說流於現象的世界而變得輕浮和艷俗，或是屍位素餐，或是行屍走肉，並不得不貼上後現代主義，或魔幻現實主義的標簽而自嘲。陷入這種困頓的小說可謂多如牛毛，以至於讓人失去原初的理想審美動機。但是，響陽的《最後追訴》與其說是情節與法理意義上的追訴，倒不如說是對現代小說創作淪爲魔幻與魔障的追訴，此與其一貫提倡的思想寫作之風密切相關，他拒絕以慣常的正能量語言和人格進行敘事，卻總是以平凡人性的響上引力爲主體力量，在被提純的以小見大的“高大上”的精神時空中，貫通天地人之間的道德律令和自然正氣，這使他的人物切口雖小，卻富於理想之光的博大的敬畏。響陽通過對現實社會的深刻洞察，並與詩人的悲憫情懷，合成了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努力信仰。
印證這種寫作特質的是本部小說的内容與形式的組合。全書始終融注着作家思想的終極審視和哲學智慧和理性精神。作品構築了一個完整的法理時空和人性關系的生態連接。所謂法理的時空，就是作者借助人物的具體呈現和敘事過程，將道德律法下的心靈妙覺、經驗、體會，以及超驗的觀念等，互相融入其中的具體生活，在遵從與抗爭、妥協和平衡、疊加與解構中，尋找人性最適宜的生存生態即現代人在現代文明秩序中，如何能真正體現活着的自由和尊嚴。在響陽的文本理念中突出了實現心靈的自由是現代自由倫理的價值體系。這也是精英知識分子和平民百姓，在各自背書中的終極追求中，步入人性的自我救贖之道路，如主人公之一的劉敏捷的復仇心理，就是爲“性福”與幸福的擁有權的被剝 奪而滋生的不可泯滅的仇恨，這是男性文化的歷史原生態，男人的痛苦與自尊，不可以以任何非精神手段解除，“不要富翁只要手銬”，這就是劉敏捷的精神療愈，這種療愈寄托支持了劉敏捷由理工男響法律男進化的循環邏輯。這層邏輯敘事也是劉敏捷式男性尊嚴即摘下“綠帽子”的脫恥感的可信化。這也是劉敏捷尋求人性與法性和解 的人性根基。再如,平行男主章則，雖然與劉敏捷人生境遇迥異，但實際上也是在從 頭至尾掙脫人性與法律的桎梏。一個徹頭徹尾的自命不凡、自視清高的男人卻身不由己地成爲韓家規則下的上門女婿，同時因一場把持不定的欲望而終日負罪，擺脫韓家與罪惡的控制成爲章則的心疾。自救的心理與不可自主的規則利益約束之間的格鬥成爲章則人性與法性的死結。最後他選擇了在法庭上自證其罪。法庭上只有法性的自由，而無人性的囚禁。這是章則的人性與法性的平衡。
響陽的小說人格形象，想象力外延空間较大，隱喻性強，代理能力充分，賦予了主人公更真實的存在屬性。也顯示了主人公 在當下現實社會中，柏拉圖式的理性精神的上升或回歸。這種回歸或呼唤人性，或昭示法理，或以善懲惡，這種回歸的意義本體，就是救贖後的人性的回歸。在現代物質文明圈中的異化人格，既不能存活在法理之中，又不能容身法理之外。一切歸於追訴與救贖之中，惡與善的博弈，不是開始，也並非結束。真正的救贖之義，並不是選擇道德正義以求自慰，也不是選擇法理庇護以求自保，而是讓靈魂和肉體之苦痛，獲得相對的治愈與緩釋。正如響陽在小說中獨創的歌詞寓意：“生命無罪，縱有千層錯，救贖續輪回，莫堪前路亂雲飛，今生甚或被粉碎，需釋放囚禁的靈魂， 換回一夜安睡。”
這就是小說中同時也是現實中敦敦衆生的理性的人生，理性的人性。
響陽的這部小說設立了一個罪與罰的愛的悲劇場，圍繞這個沈重的場景，作者將小說中的主次人物都置於這個悲劇的螺旋之中不断跌宕，並實施各種心理和身體糾纏的考驗和試煉，由此生發出各種互相矛盾的人性選擇，從而找到沈浮後的愛之救贖的出口。小說中的主副人物全部被設定爲強烈的人性受難者，即使所在的家庭和職業都被標記赴難的痕跡，集體性陷入精神層面上的困苦和迷茫，但這種迷茫與困惑卻非執迷不悟而是痛悟，給出對應的出路，釋放對真愛和真情，真相和真理的渴望與堅守，對信仰與道德秩序的沖突的和解探路，對社會規則的法理與情理的撫慰。
比如江舒媛，一方面背負着被強奸的屈辱，另一方面還必須通過懲罰作惡者以平衡丈夫的道德公平，同時找到自證清白的心靈證人，爲自己的尊嚴堅守内心的意誌。但殘酷的現實是，她爲拯救自己生命的延續體劉煜，又不得不背負背叛的罵名和曲解，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去維護作惡者。這虐心的命運抗爭就像那場新婚雨夜的初夜權的悲劇，她從心底是處女膜價值的守護者和踐行者，卻又因爲抗拒被丈夫質疑的心理磨難而反擊劉敏捷的處女膜的厚度價值理論，一場命運悲劇的序幕由此展開。最後經歷以愛恨交集爲圓點的善惡淪陷，罪與罰的懂悔，以自辯、自白、自證、自控、自殘的悲鳴，去呈現典型的人物人性，從而賦予了人物作品的時代典型意義。
小說是時間流下的情節流與意識流。如何以一 定密度和頻次的細節連接流動，是小說藝術成敗的關鍵要素。好的細節描寫如同盧卡奇倡導的“總體 性”原則，拒絕無原則地堆砌和羅列所帶來的“細節肥大瘤”，而是強化臨摹性格動作尤其是心靈性格來塑造性格典型，以人物的精神活動和行爲習性之間的對比來刻畵立體可信的形象。
響陽在小說中塑造的對抗性的平民的典型性格，具有強烈的現實觀照與現代科學理性精神，融合了現代人的痛苦探索和人文重建。如江舒媛的堅韌頑強、寬容大度和自知，與劉敏捷的勤奮樸實、自負固執、猶豫多疑是相對應的。同樣，主持人魏雅思的性格特征，她的豪爽和俠義，行事風風火火，爲人處世的大膽果敢，被刻上當下都市女強人的時尚風度，與她的男友宋清平的思維敏捷、沈靜理性、 博學善辯、理念執着是相對應的；章則的精明能幹、處事老練、自卑與自尊、自傲與無奈，與他的妻子 韓雯的精於理財、顧全大局、實事求是、洞察人性是相對應的，而這種對應又不拘泥於情節動作，而是以強大的心靈對抗來驅動行爲對抗。例如，章則， 每一次他都幻想能在這重見那夜的“歌女”，他要鼓足所有的勇氣贖罪。遺憾的是，一直都沒有實現。然而此刻，這個“歌女”卻意外地出現了。以這種特殊方式出現的“歌女”讓他再次魂不守舍，十幾年來暗自鼓足的勇氣，一下全部泄氣，他反復思忖,一個因被強奸而生下孩子的女人會給自己贖罪的機會嗎？自己能以什麽形式站出來贖罪？韓雯會給他站出來贖罪的機會嗎？自己有龐大的勇氣去接受可能身敗名裂的懲罰嗎？被懲罰的僅僅自己一個人 嗎？中新集團是否會被巨大的負面輿情摧毀？如果此時真的站出來，那個女人真的會言而有信嗎？章 則陷入無法自拔的掙絮之中。他此刻深刻地感受到了一個人如果有了無法對他人言敘的苦惱，是何等愁煞。這種連環心理死結也是有關人物命運的不可知的死劫。此等“愁煞”不僅是章則，陷入這場對抗的三個家庭的六個苦主，都被這種劇烈的心靈折磨成彼此的魔鬼。如何驅魔，如何逃過磨難，不僅是小說中的主體人物的故事突圍，更是讀者與作者的同場心魔。比如劉敏捷，現在他對着檢測單上的數據，已經完全明白了其中的含義——他的確不是他深愛的女兒的親生父親。雖然之前他一直強烈地想早點兒知道結果，甚至已經對結果有了不祥的預感，但他還是鬼使神差地想去辦點別的事，包括他 以最快的速度去了中新集團，查證車禍的肇事車輛。他自知不敢面對這個結論，一旦揭開真相，就意味 着他所有的幸福將煙消雲散——承歡膝下的愛女，如膠似漆的愛人，天倫之樂的愛巢，原本在昨天都屬於他劉敏捷的人世間最美滿的一切，一夜之間瀉然無存。十五年的血緣之情瞬間淪爲笑話，二十年的山盟海誓竟然化爲“綠帽子”，這種打擊如何承受？然而劉敏捷也知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他還是得直面這慘淡的人生。作者以強大的心理磁場吸引場景内外的思考者，並試圖 給出心理出路：“男人可以被命運傷得千瘡百孔，但不可以一蹶 不振”，但作者在小說中又沒有單線條牽引人物，劉敏捷被這種暗示的出路意外牽引到悲劇的鬥牛場，死磕章、韓一家，一條寬闊的和解之路進入不能自拔的死胡同。
正是人物心理細節的精彩描述，爲突出小說的主體思想，鋪墊了豐富的敘事元素。人物的戲劇性，曲折迷離，高潮起伏，豐富遠闊，又精妙精微，人物的個性特征，鮮明生動，栩栩如生，異質突出。小說情節層次分明，節奏緊湊，步步遞進。每一次遞進都將人物的典型化引入心理寫作的經典。
《最後追訴》的核心主體敘事屬於強情節的動作序列。類型小說的常規描寫都有相應的語言匹配，以導入相應的敘事節奏，但作爲詩人、編劇、散文家、評論家、小說家的響陽卻一反常規，駕輕就熟卻破冰鑿壁地使用了詩意與散文的筆觸，同時配置鏡頭 語境，以融入寫作的創新敘事完成全部的文學布局。詩人營造詩性語境和詩性敘事，呈現了作家的激情與真誠，理想與高蹈，執着與自由的精神。整個筆調如同《岡底斯山的誘惑》《透明的紅 蘿葡》《北京法源寺》。如小說第一句“橫飛的雨點將臨近黃昏的城市點綴成詩性的空間，但對於江舒媛而言，雨從來就毫無詩 意”。這絕非避離於内容之外的詩句意境的炫技，而是連接天上人間的悲劇雨線，十五年前的一場夜雨成爲江舒媛人生的敗筆，十五年後的雨夜再次將江舒媛悲劇的凄風苦雨展開。雨，在作者賦予人物悲劇沖突世界裹已經不是物理空間的偶然重疊，而是十五年前處女之血的延續，更是小說設定的倫理秩序悲劇的社會隱喻，雨中母女的對話，十字路口看不清的交通指示燈以及這場偶發性闖紅燈的車禍都被寓意了強大的社會代指：靈魂和肉體的洗禮，揭示了命運的因果關聯。
小說的散文敘事語言呈現在大量的哲理金句之中。這不僅是小說藝術典型塑造的文學工具，更是小說的思想重心。作者對社會本質，悲劇對抗的文化思考全盤寄身其中。諸如醫生姚嬌：“作 爲醫生，應該告訴所有當事人真相，這是醫生的職業準則，反對 以所謂的善意去隱瞞病情，因爲任何人都擁有不被欺騙的權利，要勇於直面病竈，這不僅是醫學原則”“醫生不能讓健康的人吃藥”；魏雅思：“一個懲罰善人的人一定是惡人”“這個社會需要提倡一種模式，叫道德回避”“不喜歡帶有訴訟性質的法律，但贊成具有校正性和調解功能的法制， 訴訟性的法律是一種桎梏，鎖住了所有的人格和主體之間的和諧互動，每一個求助於訴訟的人都帶有鬥爭的心態，訴訟的贏家貌似突圍，可輸家呢？越陷越 深。最要命的是，輸贏就一定是公平合理的嗎”“不可突破做人的底線，再大的利害關系都不可以誘使人撕毀承諾。更何況世風日下，所有壞人都在偽裝成好人，偶然失足的好人想改過自新，一定不要把他們的路堵死，讓他們淪爲絕對的壞人”“不要妄自菲薄，女人已經承受了肉體磨難，任何人更不可以精神磨難再度加身，包括女人自己。世界上沒有破鞋，只有渣男”；宋清平：“法律不是爲幫助人消除仇恨的，被仇恨綁架的法律會喪失正義，我們現在需要做的是運用法律讓施害者心悅誠服，讓受害者享受公平正義的慰藉消弭仇恨。越冷靜，則越能發揮法律的極限力量”“雖然我們長期主張凡事要依法，但我從不鼓勵您恿當事人訴訟，訴訟是一個需要耗費大量綜合資源的復雜事務，凡是主張動辄訴訟的律師，都並非從實質上理解法律”，“你懷疑天使，只能說 你與天使的距離太遠”“法律不提倡以罰代法，拒絕用金錢覆蓋法律”；黃律師：“法律雖然必須嚴懲刑事案件中的不法之徒，但正因爲法律具有嚴酷性，所以必須嚴謹確定定罪的證據邏輯，防止因疏漏給當事人造成無法挽回的人格、人權及人身傷害”；江舒媛：“男人有男人的事業標準，女人不必因自身的世界觀衡量男人的世界。更何況一個有着堅定事業心的男人也會有一顆堅 定的愛心”“不能因爲一個罪人做了一件彌補罪行的事，而不顧底線地拯救這個罪人”“爲什麽女人的貞操都被男人操控”“要允許惡人以善彌罪，否則沒有回頭路的惡人會更惡”“反墮胎主義者的核心理念是女人的孕育權、生命權是天賦之權，不可自毀”；章則：“以良心和誠實換來的直面痛苦，要比以權術和陰謀換來的苟且更讓人安寧幸福，一個沒有任何道德背負的囚徒要比承受心靈折磨的自由人更空靈、更灑脫”“一個城市過於智能雖然便民，但同時消滅了一部分應該存在的少數，社會服務功能應該無死角覆蓋每一個人。城市文明可以阻止落後的設施，但絕不可以消滅文化供應設施，即使有些落後，也不能消滅。一個城市不能刻意裝扮表面上的宏偉，而應修縛城市骨子裹的每一處品質”“再卓越的駕駛員，如果沒有鑰匙，也無法駕駛汽車，鑰匙是發動汽車的唯一工具”“所有用謊言掩飾真相的行爲，最終都會受到真相的懲罰。所有犯錯誤的人，如果不爲錯誤埋單，將來還會一錯 再錯”；劉敏捷：“仇恨到達臨界點，所有的道德緩解功能都是無效的”“律師行業會容忍這種專門幫壞人的人嗎？專門幫壞人的人不也是壞人嗎”“窮人和富人之間唯一可以鬥法的領域，就是精神氣節與人格，尤其是人格”“欺人太甚，必遭反噬！讓他嘗嘗老實人的反抗，感受被惹急的兔子那銳利的牙齒”“信用是君子和君子之間的事，惡人哪裹適用‘信用’一詞”；韓雯：“世界上所有的意外都是必然，哪來的意外”“在窮困潦倒的生活線上頑強掙絮的人，最終都掙絮不過財富的誘惑”“這個世界上沒有錢擺不平的事”“一個出軌的男人已經沒有價值”“男人對女人不忠，這就是品德問題，這種不忠誠的品德會從家庭擴展到事業”“人的慣性和錯誤是不同的，慣性是人性，錯誤是品性，家庭就是一個不断彼此適應並形成一種新的生活秩序的集體，這樣才能和諧”“既然選擇了放權，就應該讓新的繼任者完全自立，企業和人一樣，都應該有自我糾錯機制，如此才會越發成熟”“再具有價值的女人一旦有過破碎的婚史，就會成爲打折的低價易耗品”“所有家庭的三角倫理——親情、利益與妥協永遠是家庭保持存續，缺一不可的支撐性結構守則”；韓國力：“試問，這個世界上有多少人能有自掘墳墓的勇氣？一個敢於將自己置於死地，而去實現道德救贖並勇於糾錯的人，你覺得他沒有勇氣改變自己偶然的過錯嗎？人的一次過錯就真的是永遠的品德汗點嗎？女兒、妻子，無論你是什麽角色，首先都必須具備人的基本共性，即建立在寬容下的利己、給予他人機會的善性。如果抛棄人的基本共性而過於專注個性，那就是沒有善性的利己”“敢於自我救贖的人是有救的”。
英國伯明翰大學曾經有過小說對話語系的步控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與托爾斯泰的心靈電波說有很大的契合度，意即將小說人物的心理電波進行有效控制，從而精準釋放性格表征。這在學術空間上與中國古代的“爲心而言”的寫作理論不謀而合。響陽在小說中以大量的旁白結合影視畵外音的模型，建構心理情節推進，從文學效果上完全進入步控的標準！而且以詩性語境進行哲學、法學和社會學的思想提煉後，實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創新審美。再加之以閃回、交錯時空對話、倒敘、插敘、詳略等形式，融入情節發展的主體敘事細節之中，使人物特征不僅棱角分明而且立體豐滿。同時由於作者編劇功力合成的影視文學敘事，構成了他的當代小說表達的一種另類文化異質。
《最後追訴》不應歸列涉案類型通俗寫作。準確而言，這是完整意義上的法律人文創作。作爲文學家的響陽對法律專業及其文化體系的認知，實屬意料之外。這充分體現在他對人物塑造的描寫中，對公民律師形象宋清平的理想執着，在此傾注了大量的筆墨，所謂“男人的職業信仰，一定要勝過對愛情的信仰”，令人忍俊不禁。因此，宋清平在代理劉敏捷打官司時，處處都在體 現在對法的正當性和正義性及公平性的深度解讀，堅決認定不能破壞法律的程序正義，鲇法律的空子獲取偽證，主張任何人必須爲任何的違法行爲付出代價。比如，電腦工程師出身的劉敏捷，通過自己手機的雲計算功能錄音取證，咨詢律師宋清平，宋清平對現行法律的解讀，那一節寫得既有現實啟示意義，又有時代前瞻性。兩個男人爲了自己迥異的尊嚴，一個是職業尊嚴，一個是情感尊嚴，彼此間進行法律協作，來烘托法治社會建構的嚴肅性和必要性。同時彼此對抗，宋清平反對復仇，主張正義法性；劉敏捷主張情感正義，執意復仇終結惡人，這種對抗也是對人性與 法性約束的探討，也體現了良知和復仇的理性精神。法治社會中的道德約束力一樣重要。一個人沒有基本的道德良知，其内心也不可完全遵守法律約束。
宋清平之於黃律師的法理對抗實際上是小說的全部内核，從根本上在叩問法律的終極目的。這種終極性如前所言，作者無法評判，只是以兩個律師的彼此正義相互叩問。
宋清平堅持認爲：“刑事訴訟涉及罪行，是罪必糾。我不太贊成刑事和解，所以我從不鼓勵當事人簽署刑事和解書，這樣會導致罪行隱匿”，黃逆天則認定所謂“讓則通，通則順”這種民本原則。鼓勵“明德慎罰”自古有之的法治文化。同時積極避說 宋清平和劉敏捷：“更何況妥協並不意味着放棄，而是爲了選擇更大的雙贏。而且，據說您的當事人還有修行之根，仇恨和報復無以歸心，只有屏息無明嗔恨，通透慈悲，生命才可以明鏡。”這種對抗並無邪惡是非的宣泄與流露，這也是小說開放性敘事結局的用意所在：旨在傳達叩問與和解的深意。
《最後追訴》的敘事，切入中國公民權利的要害。響陽賦予人物的典型性，不是一般意義上高大上的人性塑造，而在平凡人物身上提煉了理性思考的亮點。理性思考使人治社會裹的人性，不至於走響復仇的極端並實現懲戒與自救的平衡和諧。
這種和諧和解除去律師的對抗博弈外，重心應該是平行主角的章則。這是作者的影視文學手法。章則並非以反面角色出現，其心理過程及自證其罪的結局，完全排除了其人性之惡，體現了良知的成立與必要。來自最樸素的心底的善良和偶然的惡行不断促使章則去思考認知和約束自己，排除所有的壓力，抵達理性判断的高度。章則的人性自救，表現在善惡之爭上的個人自省和懂悔，回歸良心的擔當和道德譴責。這是這個角色寄寓的人性與法 性之間亟待調和的矛盾。
小說中的所有人物的唯一惡性只有必然性的私利。這層私利在不構成妨礙他人與社會利益的前提下有其合理性，尤其是平行二主韓雯，充滿善性的私利並沒惡感。
這些人物特征的鮮活，增加了小說人物現實的真實性，來自社會良知的個人發現，體現了當下的命運的共識和共情。社會不造英雄，人人尊重公民權利，信守法理，不以犧牲他人的利益爲代價，而求諸一己一夥的私欲，這才是我們的社會真正人性救贖的道路。
正如最後一章法庭上被告代理律師所分析的那樣，我們在應用刑法時雖然要有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之嚴，不到最後一刻絕不放棄追訴罪惡，但同時要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中國法治精神中的和諧文化要義，即“德主刑輔、司法仁政、恤刑慎獄、少刑少訟” 以及謙抑性原則，在法度的框架内，鼓勵不慎犯錯者或輕罪者最大化補過，將其傷害性降低到極限，要在一定程度上提供自省自救的通道以達成民意和解，絕不關閉最後的寬恕。這才是當今的法治文化之核。
小說在此點明了核心主題—人性救贖，最終還是人愛。一切道德律令和法治也只能建立在愛的基礎上。當然，人類愛的歧義有很多，但最基本的共情是善良和悲憫。END
作者/馮楚
